一、刑事证据的概念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制度。对证据的概念，只有刑事诉讼法作了定义。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这一定义概括了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反映了证据的本质属性。基于立法的统一性，三部诉讼法对证据概念的理解应当是统一的。
二、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
一般认为，所有证据都应当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待证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证据资料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这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也基本反映了上述特征，具体表现为：
1．客观性。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诉讼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人们主观猜测和虚假的东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证据的本质是事实。证据事实的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诸如物品、痕迹、文件等客观存在的物质；一种是被人们感知并存人记忆的事实。无论以哪种形式存在的事实，都可以成为证据。二是证据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伴随着案件事实的发生，证据事实便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证据的客观性，为公安司法人员调查收集证据，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提供了物质基础。
2．关联性。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证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事实。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的客观事实都能成为证据，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证据之所以能够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正是由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联系。凡是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对查明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就可以作为证据；凡是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对查明案件没有意义的事实，不论其是多么真实可靠，都不能作为证据。
3．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证据的这一特征表明：其一，诉讼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无论是公安司法人员收集证据，还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证据，都应当合法，否则就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无论是在刑事诉讼中，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各种证据的取得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在证据理论和诉讼理论上，严格讲是不应当具有证据效力的，更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二，诉讼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即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形式上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否则，就不可以作为诉讼证据。我国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了七种证据种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其他诉讼法也作了相应规定。同时还对各种证据的形式也作出明确的要求，如物证、书证必须附卷，不能附卷的要通过照相、录像、制作模型等方式附卷；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应当以书面形式加以固定，并经核对无误后，由证人、保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民事或行政诉讼当事人签名盖章；鉴定结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鉴定人签名盖章；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根据需要分别采用书面笔录、绘图、照相、录像等形式，书面笔录要由勘验人员、现场见证人签名盖章；等等。其三，诉讼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物证必须当庭出示，让当事人辨认；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未经法庭查证属实的材料，均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刑事证据的意义
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证据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离开证据，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就无法进行；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础；证据是证明犯罪事实的惟一手段；证据是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证据是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保障；证据是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工具。
四、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不能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根据，要不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领域最容易产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刑事诉讼规律认识的提高，各国对违法取得证据的危害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并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高业务水平，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的滋生，促进司法文明；有利于制止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任意侵犯，以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但是，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绝，学术界也存在较大争议。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至少应当确立非法收集的言词汪据排除规则。我国已经签署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做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也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已经确立了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由这些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而派生出来的其他实物证据、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能不能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术界争议也较大，目前尚无定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虚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对这种证据一概予以排除，将直接导致审判所能使用的证据很少，最终必然会影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带来打击犯罪不力的严重后果。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并不在于排除不真实、不可靠的证据，而是为了防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仍然采用，无疑是鼓励执法者违法，那么，宪法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司法公正也就难以实现，国家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历史悲剧必然会再次重演，显然是弊端重重，所以，只要是违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都应当予以排除。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非法收集的证据，原则上都应当予以排除，但应当同时确立一些例外情况，以便使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公正与效率都能够得到兼顾。当前司法实践中；应以两高的司法解释为准。
刑事证据的种类
一、证据的法定形式
证据的种类是指表现证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形式。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种类的划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具备法定形式的证据资料不能纳入诉讼轨道。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这表明，证据资料只有上述法定的表现形式才能进入刑事诉讼，但是，具有法定表现形式的证据资料不一定都是具有客观性、相关性的证据。例如，物证有可能被伪造，证人可能说了假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许存在不实之词。所以，在了解和掌握证据种类的时候，要对证据概念有全面的理解，懂得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所指出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体现的内涵。同时，必须特别注意理解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的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领悟出上述三款法律规定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
二、物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如作案工具、赃款赃物、指纹、脚印、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犯罪行为产生的物品，以及其他可能揭露犯罪和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实物和痕迹。物证的特点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在状况等来发挥证明作用的。物证的客观性较强，比较容易查实，在证明活动中不仅应用广泛，而且有其他证据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可以提供线索，确定侦查方向，有时借助物证能够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可以借助物证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敦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代罪行等。物证的收集是公安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收集物证主要通过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方法来进行。收集和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宜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物同等的证明力。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制作人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附有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所有已经收集到的物证都必须妥善保管，任何人都不得使用，更不允许毁坏；对于可能产生环境和精神污染的物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管和处置。案件中的物证能附卷的都应当附卷保存。移送案件时，应当将物证随同案卷一并移送。
三、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在理解书证的概念时，应当充分注意到，现代先进技术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往来所提供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诚如人们一般所了解的，书证表现形式通常是文字，但也可是图表或符号；形成书证的惯常工具是纸和笔，但并不拘泥于此。
四、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一般是口头陈述，以笔录加以固定；办案人员同意由证人亲笔书写的书面证词，也是证人证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所以，证人应当是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情，能够辨别是非并正确表达的公民个人，单位不能作证人。鉴于证人的身份是由于他们对案件情况的感知在客观上与案件之间形成了相应的证明关系所决定，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办案人员随意指定更换；证人本人也不可以仅以个人意见作证或拒绝作证；证人必须亲口陈述或亲笔书写证言，除办案人员制作笔录以外一般不能委托他人代理。这种“证人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时决定了证人作证的优先，即当诉讼中的证人身份形成以后，他们将不可以在诉讼中担任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
五、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们的陈述也是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犯罪分子有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陈述。这种陈述可以直接指认犯罪过程和犯罪分子的特征，常常是直接证据。另一种是与犯罪分子没有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陈述。这种陈述的内容不如前者丰富和具体。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也称为“口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是否属于这种证据，一般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的性质、内容应当加以适当分析，只有在共犯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其他共犯的犯罪事实时才是口供，否则是证人证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是口头陈述，以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请求或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
七、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作出的书面结论。刑事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的专门性问题非常广泛，常见的有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法笔迹鉴定、痕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而不是对直接感知或传闻的案情事实的客观陈述，所以，它不同于证人证言，证人也不能同时兼作鉴定人。如果被指派或聘请的人在诉讼之前已经了解案件的情况，则只能作证人，不能作鉴定人。
八、勘验、检查笔录
(一)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尸体等勘查、检验中所作的记载。包括文字记录、绘图、照相、录像、模型等材料。勘验笔录可以分为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检验笔录、尸体检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
由于勘验笔录是办案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并运用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对勘验对象情况的客观记载，所以，它的客观性较强，也比较可靠。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固定证据及其所表现的各种特征，供进一步研究分析使用，以利于发现和收集证据，确定侦查方向，揭露和证实犯罪人，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认定案件事实。
勘验笔录是否全面和准确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所以，必须经过审查核实后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检查笔录
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载。检查笔录以文字记载为主，也可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准确、客观记录的方法。
人身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办案人员进行。
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是两种不同的证据，不能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有：(1)勘验、检查笔录由办案人员制作，鉴定结论则由办案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制作；(2)勘验、检查笔录是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分析判断意见；(3)勘验、检查笔录大多是解决一般性问题，鉴定结论则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
九、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视听资料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它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也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视听资料具有如下的特点：(1)形式多样，直观性强，客观实在，内容丰富；(2)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3)可以反复重现，作为证据易于使用，审查核实时便于操作；(4)存在被伪造、变造的可能性；(5)对技术要求高，伴随科技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更新、变化。
十、刑事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
(一)刑事证据的收集
收集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律师为了证明特定的案件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和证据材料的法律活动。收集证据是运用证据的首要工作，是分析研究案情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和处理权。只有把收集证据工作做好，才能为审查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材料。如果没有把收集证据的工作做好，缺少必要的证据材料，所谓运用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就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一步重新去收集证据，仍然是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所以，收集证据对于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收集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如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在取得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作出正确的结论。收集证据的大量工作是在侦查阶段进行的，收集证据是侦查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在起诉、审判阶段，如果认为证据不够充分、确实，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需要调查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范围是广泛的，凡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都要注意收集。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特点，抓住关键性问题，去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
(二)刑事证据的审查
刑事证据的审查，是指司法人员对于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审查判断，鉴别真伪，以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一般情况下，刑事证据的审查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单独审查。单独审查是对每个证据材料分别审查，即单独地审查判断每个证据材料的来源、内容及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看其是否真实可靠，看其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对于那些明显虚假和毫无证明价值的证据材料，经单独审查即可筛除。对证据材料的单独审查可以按两种顺序来进行。一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即按照证据材料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发生的先后来逐个审查证据材料。这适用于证据材料的时间顺序比较明确的案件。另一种是按照主次顺序进行，即按照证据材料所证明的案件事实的主次关系和证据材料本身的主次关系来逐个审查证据材料。这适用于核心事实和核心证据比较明确的案件。
2．比对审查。比对审查是对案件中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证据材料的比较和对照，看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一致，看其能否合理地共同证明该案件事实。一般情况下，经比对研究认为相互一致的证据材料往往比较可靠，而相互矛盾的证据材料则可能其中之一有问题或都有问题。当然，对于相互一致的证据材料也不能盲目轻信，因为串供、伪证、刑讯逼供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虚假的一致；而对于相互矛盾或有差异的证据材料也不能一概否定，还应当认真分析矛盾或差异形成的原因和性质，因为不同的证据材料之间有所差异也是难免的。比对审查的关键不在于找出证据材料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而在于分析这些相同点和差异点，看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比对审查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纵向比对审查；另一种是横向比对审查。前者是指对一个人就同一案件事实提供的多次陈述做前后比对，看其陈述的内容是否前后一致，有无矛盾之处。后者是指对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不同证据或不同人提供的证据做并列比对，看其内容是否协调一致，有无矛盾之处。
3．综合审查。综合审查是对案件中所有证据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研究，看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协调一致，能否相互印证和吻合，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综合审查的关键是发现矛盾和分析矛盾，以便对案件中的证据材料作出整体性评价。综合审查不仅要审查证据的真实可靠性，而且要特别注意审查证据的证明价值，使全案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链，而且能够毫无疑点地对案件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刑事证据的运用
刑事证据的运用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以后，依据查证属实的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
运用证据认定案情与审查判断证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往往是结合审查判断证据同时进行的。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案情与审查判断证据，都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随着刑事诉讼的进展，公安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对案情的认定，都会不断地完善。通过不同的刑事诉讼程序，反复检验，层层把关，公安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对案情的认定，必然会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说它们之间有区别是指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和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主要是对单个证据本身进行审查，判断单个证据对案情的证明力。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则是在审查判断单个证据的基础上，依据查证属实的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性结论，也就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整个案情。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应当掌握以下几点：
1．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司法人员要特别注意调查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强调调查研究，要凭充分、确实的证据定案，把自己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建立在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之上。因为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案件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未知的事情，要查明案情的惟一科学的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伞面收集各种证据，经过分析研究，审查判断，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同时要谨慎地对待口供，绝不能轻易地相信口供，更不能单凭口供定案。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同案被告人之问的相互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一般也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处罚。
2．严禁刑讯逼供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同时为了保证这一规定的贯彻执行，刑法第247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这些规定说明，刑讯逼供在我国法律上是严加禁止使用的收集证据方法。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强迫被告人招供的一种审讯方式，不仅在对被告人讯问时要严禁使用这种方法逼供，就是在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询问时，也要严禁使用这种方式逼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决定了要严禁刑讯逼供。依据司法解释的精神，凡是以刑讯的方法收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鉴定结论都不能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凡是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证据，而且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性的，也不能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经审查核实以后，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使用。但对违法者要追究其责任。实践证明，刑讯逼供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法律上作了禁止性规定，要求司法人员在收集和运用证据上必须遵守这一原则。
3．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各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是说，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完全符合客观案情，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必须达到客观真实，而不是“可能真实”、“大概真实”。证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真实可靠，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任何证据材料未经查证属实，来源不清，真伪不明，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司法人员对于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都必须认真审查判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特别是审判人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审查核实各种证据，据以定案的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并且要让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对证据辨明真伪，发表意见。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证据不经查证属实就轻率地作为定案根据，则违反了运用证据的原则，必然导致错案。
4．案件事实情节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在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排除了所有疑问与其他的可能性，应当依法作出认定结论；案件事实部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作出部分认定结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依法作出不予认定的结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新的事实，可能影响认定案情的，应当建议起诉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果起诉机关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认定；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按无罪处理；对于定罪证据不足所形成的“疑罪”，也应当按无罪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法庭审理后，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5．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这一规定说明，司法人员对证据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客观事实。在收集和运用证据过程中，一旦发现确有错误，就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同时要敢于坚持真理，排除各种于扰和压力，努力查清案件事实真相。绝不能患得患失，屈从于权势，隐瞒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对证据任意取舍，或者是牵强附会任意推论。如果司法人员故意隐瞒案件的事实真相，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对他追究责任。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6．如何运用间接证据问题。间接证据问题，在证据理论中和诉讼实践中，都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证据理论上的许多问题，都与间接证据有着密切联系。间接证据的性质、特点和意义，以及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和案件的事实之问的联系等许多问题，都需要从证据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从诉讼实践来看，由于问接证据来源广泛，容易收集，所以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从发现、收集和研究间接证据开始的。分析已有的间接证据，确定调查的方向和范围，肯定有关情况，排除无关情况，进而发现直接证据或者查证直接证据。同时，也有很多案件事实是依据间接证据来查明和认定的。所以，间接证据是查明个案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刑事证据的分类
刑事证据的分类也称证据在学理上的分类，是指在对证据进行理论研究中，根据证据本身的各种特征，从不同角度作出各种不同的归类。证据的分类与证据的种类不同，它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是通过分析某类证据的共同特征，提示某类证据的运用规则，指导诉讼实践中工卜确认识和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实事求是地查证和认定案情，这也正是对证据进行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根据证据材料的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凡是来自原始出处，即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叫做原始证据，也称第一手材料；凡是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称为传来证据，即通常所称的第二手材料。我国传来证据的概念与西方国家证据分类理论中的传闻证据概念不同，传闻证据仅指并非陈述者直接感受而以言词(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主张)形式或个人非言词的行为、意图以此来表达一个主张的证据材料，不适用于实物证据材料。
二、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根据证据的证明作用是肯定还是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可以把证据分为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可以证明犯罪行为情节轻重的证据，是有罪证据。凡是可以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三、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根据证据事实的表现形式，可以将证据划分为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凡是通过人的陈述，即以言词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其中，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因其实质是鉴定人就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所表达的个人意见，而且在法庭审理时要求鉴定人对鉴定结论作口头解释，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所以，它属于言词证据。凡是以物品的性质或外部形态、存在状况以及其内容表现证据价值的证据(包括书面文件)，都是实物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均属此列。其中，勘验、检查笔录之所以列入实物证据，是因为它是办案人员在勘验、检查中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证明关系的不同，是指某一证据是不是可以单独地、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凡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它的含义是指某一项证据的内容，不必经过推理过程就可以直观地说明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这种犯罪行为是否为正在被追诉的人所实施的。凡是必须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
刑事诉讼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上的证明是指除公安司法人员依法运用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要有以下特征：
1．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是确定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以及有无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节等。证明所确定的案件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2．刑事诉讼证明的主体主要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也有权依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或者主张。刑事证明具有职责性或者是义务性。
3，刑事诉讼证明必须依法进行，才具有诉讼上的有效性。刑事诉讼证明是由国家法律所调整的诉讼活动，从证明任务、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范围、证明手段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则和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加以证明，才是合法的和有效的。刑事诉讼证明具有严格的法律要求。
4．从刑事诉讼证明的内容上看，包括收集证据、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全过程，刑事证明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证明方法上是事实推断与逻辑推断相结合。从刑事诉讼案件中确定其证明对象，依法收集各种真凭实据，再根据已知的证据事实和生活经验推断案件未知的证明对象。只有逻辑推断与事实推断相结合，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惟一方法。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证明是最重要的诉讼活动，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惟一方法，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的对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恰当地确定证明的范围。确定证明对象，对于公安司法人员明确具体案件需要证明的各种问题，以便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地调查收集证据，及时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情况，正确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具有重要价值。如果对于案件的证明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地去调查收集证据，而对于不需要证明的问题，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收集证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拖延了诉讼时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会错过有利时机，影响及时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及时、正确处理案件。
三、刑事诉讼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也称举证责任，是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中出现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谁来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承担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上述规定表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承担依法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犯罪的职责和义务。可见，证明责任总是和公安司法机关承担的法律职责、义务相联系的。例如，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必须就认定的犯罪事实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为了正确行使审判权、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有责任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在法庭审理中，法院可以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以查明案件事实。第一审法院的定罪判决，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不足，第二审法院将予以撤销或改判。即使是生效的判决，如果证据不足，也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
四、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诉讼理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8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41条规定，检察院决定起诉的案件，必须做到“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162条规定，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些规定说明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办案人员运用证据的重要原则。
五、西方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涉及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法益，因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均比民事诉讼要高。同时，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不尽相同。
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把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权完全交给法官，故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较少，往往以十分抽象的“内心确信”作为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是否得以证明，由裁判者在主观上形成对待证事实真相的确信，其经典表述见于《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公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7条又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其内心确信判决案件。”
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刑事诉讼对事实的查明是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的，对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所以，一般认为，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对于如何理解“合理怀疑”，理论上存在分歧。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是如此地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行事。 也有学者认为，“有一些证据表明，法官和陪审团事实上把毋庸置疑理解为指证据有85％以上的真实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对所谓合理怀疑表述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温石普(Winship)一案中裁决：“止当法律条款保护被告人非因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不被定罪的权利。这些证据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构成他所被指控的犯罪所必需的每一事实”。
事实上，无论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由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心确信”，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排除合理怀疑”，无疑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现实刑事证明活动经验的总结。上述两大法系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第一，两种证明标准均是主观对客观认识的一种表达，而不是撇开主体性的纯粹客体性的描述，因而克服了客观真实标准的无视主体性的不足。第二，证据证明力强弱及取舍，完全凭借法官的“良心的感受”，以便他能在无拘无束的情势下自由判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内心深处，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建立在真实无疑的基础上。这样通过发挥主观对于客观的能动性，确保了个别理性。第三，法官形成这种道德化的高度确信必须是以证据为基础，而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它符合一般理性的要求。刑事诉讼中通过一般理性与个别理性的结合，实现了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平衡，从而寻求到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联系，为判决取得“合理的可接受性”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