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案余波未了

从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盗窃罪”，到最多判５年的“侵占罪”；先是免予国家公诉，再是受害人“不再追究”……深圳机场女工梁丽的命运在９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如今梁丽已经恢复自由，“捡”黄金案似乎到此已经终结，但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和思考并未平息。 　　“捡”黄金案引发司法大讨论 　　今年４０岁的梁丽２００８年开始被清洁公司委派到深圳机场打扫卫生。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梁丽在打扫卫生时“捡”走了一个被她当成“遗忘物”的纸箱，从此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８时许，东莞一家珠宝公司的员工王某在深圳机场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人员指示到另一个柜台办理。王某于是离开柜台，并将一个装有一只小纸箱的行李手推车留在柜台前１米的黄线处。当时没有人知道，小纸箱装有１４５５５克黄金首饰。案发后，估价约３００万元。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王某离开３３秒后，梁丽出现在这个纸箱旁。大约半分钟后，梁丽将纸箱搬进了机场一间厕所。王某４分钟后返回，发现纸箱不见了，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当日９时４０分许，梁丽吃早餐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两名同事经梁丽同意，将纸箱打开并取走两包黄金首饰。梁丽从同事那里得知纸箱内是黄金首饰后，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到黄金首饰店鉴别，证实是黄金首饰。 　　当日１４时许，梁丽下班后将纸箱带回住处，从纸箱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其丈夫放在床边的衣服口袋内，纸箱就放置于床底下。１６时许，同事找到梁丽，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当日１８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遂对其进行劝说，直到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梁丽才承认该纸箱就是从机场带回的。当民警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仍予否认。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最终民警将大部分黄金首饰追回，但尚有１３６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随即，深圳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梁丽逮捕。 　　对于梁丽究竟是“捡”还是“盗”，到底应该以侵占罪起诉还是以盗窃罪起诉，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一方认为，梁丽在机场大厅“捡”到物品，以为是乘客遗弃的物品，当时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应该是“捡”；另一方认为，物品是在机场办证、托运大厅的行李车上，梁丽是机场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形下拿走旅客物品，跟普通老百姓在大马路上捡到无主物品，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此案存在争议，深圳市检察机关两次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２００９年９月，梁丽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经过反复审查和研究，深圳市检察机关９月２５日对此案审查终结。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为，判断梁丽的行为是“捡”还是“盗”，关键是看其拿走的物品究竟是“遗忘物”，还是“受害人实际控制下的财物”。但在此案当中，受害人王某是在１９号柜台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员告知需要到１０号柜台办理，因此将行李留在１９号柜台前，到２２米远的１０号柜台办理。王某离开期间，梁丽将装着黄金的纸箱当成“遗忘物”拿走，很难判断梁丽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判断梁丽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由于侵占罪不是检察机关管辖的公诉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即“不告不理”。检察机关于９月２５日解除对梁丽的取保候审，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材料转交自诉人。 　　检察机关取消公诉后，梁丽接下来的命运取决于受害人的决定：如果受害人不起诉梁丽，此案将到此为止；如果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梁丽，梁丽是否构成犯罪将由法院依法判决。 　　梁丽的代理律师司贤利９月２８日告诉记者，梁丽及其家人对检察机关的认定结果表示满意。据司贤利介绍，本案当中的黄金首饰失主——东莞这家珠宝公司负责人表示，东西找回来就好，他们不会再追究梁丽的责任，不会起诉梁丽，因此梁丽已完全恢复自由。 “捡”黄金案引发的思考 　　梁丽“捡”黄金案法律上的程序虽已完结，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停止。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深圳市检察机关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疑罪从无”、宽严相济的法律精神，是尊重人权、法制进步的表现。法律界人士指出，尽管我国１９９７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有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大行其道。深圳市检察机关此次对存疑、介乎两可之间的“捡”黄金案“从轻”而非“从重”处理，正是“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的体现。 　　但是，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提出了反对的声音。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顾问郑剑民认为，检察机关作出明显有利于梁丽的结论，是“法律对舆论的让步”，明显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规范社会道德起到了不当的示范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梁丽的行为的确暴露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和道德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导，让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上的免予公诉并非意味着道德上的‘豁免’”，否则，法律的“温情”将演变为对不当行为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为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

来源:新华网  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