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捕鱼渔民反成“黄鱼”
近海资源过度开发，边境捕捞冲突不断，中朝势力联手收取“帮艇费”
这是一个颇为离奇的故事，却又并不新鲜，至少在事发地区是如此。
包括28名船员在内的3艘辽宁丹东籍渔船，5月8日在中国黄海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遭遇来自朝鲜方面的武装人员扣押。个别船主事后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价码从每条船40万元降至30万元，后一度升至90万元。对方威胁：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拿到钱，将连人带船“处理掉”。
尽管船主在事发第一时间即向丹东、大连两地的多个相关部门报案求助，但直至21日，在经过了长达13天的苦苦等待之后，这起“渔业案件”才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全部被困船员逃离地狱，重获自由，安全返回国土。
受害船主语焉不详，极力回避索要赎金之事，似有难言之隐。在丹东，一些知情人分析，这起案件或与存在于当地捕捞业多年的“帮艇费”有扯不清的关系。黄海捕捞公开而隐秘的利益链背后，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逐渐枯竭的残酷现实。
中国海域作业遭劫
5月8日凌晨，不到5点，大连籍船主孙财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个来自朝鲜的陌生卫星电话。
船长朱闯，用惊恐而颤抖的声音告诉自己的老板，包括他在内的10名船员及操控的辽丹渔23979号渔船，在中国海域作业时被来自朝鲜方面的一艘武装快艇扣留，并被押至朝方海域。
此前，辽丹渔23979号正与同属孙财辉的辽丹渔23978号联合进行拖网作业，两船相距不过百米。“网下去不到半个小时，4点多钟，刚开始拖，来了一艘快艇。”孙财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转述朱闯的话说，由于天光尚未放亮，他们一度以为赶来的是中国海警的执法船。
这是一艘挂有朝鲜牌照的小炮艇，十余名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冲上船来，他们中间有操着汉语的男子。辽丹渔23979号的拖网被割断，并被对方用枪逼着往朝鲜方向驶去。附近海域的辽丹渔23902号船长赵文清事后回忆称，当时听到朱闯在公用频道里惊呼：“朝鲜军舰来抓船了！”此后，对讲机中再未出现辽丹渔23979号的声音，搭档辽丹渔23978号无奈自行返航。
与辽丹渔23979号的遭遇一样，当日稍晚些时候，同在该海域作业的辽丹渔23528号、辽丹渔23536号以及一艘大连籍的山东渔船亦被朝方武装人员押走。其中，与辽丹渔23528号协同作业的辽丹渔23527号，在前者被扣后迅速向西行驶，脱离了危险区域。在海上苦苦等待一周无果后，后者于5月15日返回大连渔港。
除了事发时的仓惶呼救，孙财辉此后再未与朱闯联系上，他不知道自己的船员发生了什么。根据孙后来提供给记者的辽丹渔23979号的作业位置—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显示，此处尚属中国海域，并未超越中朝双方东经124度的海上分界线。
事实上，上述海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渔场，每年的4月末至5月，临海的一些渔船都会前往该区域，捕捞一种渔民俗称为“油滚子”的小鱼，那是一种藏青色、长约10厘米，用于渔业养殖的饵料。
孙财辉，这位曾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年，而今转型为老板的老渔民向时代周报记者坚称：此前，他的渔船在该海域作业，从未发生过朝鲜武装人员越界过境抓捕的事；此次事件，他亦未就船员被扣一事在网上发微博向公众求援；更没有接到过劫持者的勒索电话。这位涉事船主抱怨“有的记者在网上乱写”。
不过，与孙财辉同村的辽丹渔23526号船主张德昌，则在事发次日上午即接到了船长韩强从朝鲜打来的卫星电话，他被告知准备40万元赎金，与手机号码归属地为辽宁丹东东港市的一名宋姓人士交易。此前，韩已被迫在一份文书上签字画押，这笔钱被朝方称为是对中国渔船越界捕捞的“罚款”。
张德昌亦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此前，他的渔船从未发生过在中国海域作业被朝方扣留，被迫交罚款的事情。
看起来，这更像是一次绑架。对方似乎意在求财，其间不断通过中方不明身份人员变更手机号码与张德昌联系，讨价还价。11日，赎金降至30万元，张德昌被告知必须于13日到丹东渔港与有关人员交易；最后通牒则是15日，这位船主被威胁，如果两日内不交赎金，将连人带船“处理掉”。
张德昌无力筹齐这笔巨款，他与船长韩强的联系自此中断。
同日被扣的那艘山东渔船，很快被放了回来，返回大连，坊间传闻是交纳了赎金。但这名船主很快消失在媒体的视线中，据称，他拒绝就赎金一事接受采访。
在煎熬中等待
渔船被扣后第一时间，孙财辉即向包括大连、丹东两地的水产、海警、边防等多个部门报案求助，此后亦不断致电询问事件进展，得到的总是“继续等待”的答复。其间，只有孙所在的杏数屯街道办派了一名副主任前来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
家属们闻讯赶到大连，或不断打电话追问，向船主要人。传言甚嚣尘上，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赎金已从每条船30万元飙升至90万元；而由于船主未能及时交钱，已有3名船员被斩首。类似的不利消息加剧了家属的恐惧，他们在悲伤中焦急地等待，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遭遇了不测。
中国的外交努力使这起“渔业案件”逐渐明朗：17日，中国驻朝鲜使馆领事参赞姜亚先向记者透露，朝方称中国渔船越界进行非法捕捞，但只扣留一艘渔船；此后，朝方通报称，中国船员安全无恙，饮食、健康均有保障，部分被扣船只和船员已返航。但直至21日清晨7时左右，大连金州新区正明寺渔港，焦急等待的船主和家属才盼回了被扣的3艘渔船及28名船员。
这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出事前辽丹渔23536号在山东石岛停靠时，新船员王喜宾因身体不适临时下船。但船长韩强失误，并未将船员变更情况及时反馈给船主张德昌。这导致事发后媒体一直按照被扣3船29人的口径进行报道。
当日上午，28名船员被安排在杏树屯中心卫生院进行体检。根据院方的统计，除几名被打后留下外伤的船员外，其他人情况基本正常。“他们现在需要充分休息，补充营养。”院长庞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突然回到阔别了13天的国土，很多人依旧神情恍惚，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们的表情有些木然，显然还未从此前的惊恐中摆脱出来。
辽丹渔23536号部分船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他们被扣后遭遇的屈辱：5月8日下午，几名手持枪支、身穿制服的朝方人员冲上船来，“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他们把石头扣在手心，或者直接用枪托，往船员们的头上狠命击打。48岁的王树山的脑袋当场被砸出鲜血。
而后，8名船员被赶进渔船上装网具的前库，一片不足4平方米的狭小、黑暗空间，重重锁上。他们感觉到船在移动，但不知去向何方；晚上，渔船在一处四周皆是岛屿的地方停下。晚饭只有干涩的米饭，所有菜肴都被对方搜走，占为己用。
黑洞洞的枪口下，船员们将自己辛辛苦苦打来的鱼全部搬到朝方提供的船上。除了劳动果实，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洗劫一空了：船舱里一片狼藉，但凡有用的东西都被搜走，“连内裤、袜子都被翻走了。”
除了干活、吃饭，船员们唯一的栖身之所便是那个狭窄的前库。逼仄的空间内，所有人都动弹不得，呼吸困难，几近崩溃。
挨打在这里变得习以为常，他们动辄被扇耳光，一切视劫持者的心情而定。23岁的丛日胜被用枪顶着脑袋，跪在甲板上擦炮艇。或许是因为自己擦得不够干净，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速度不够快，他的右大腿根部被狠狠地踹了一脚。“现在还痛。”在卫生院，这名刚做完检查的年轻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继而展示自己被打得肿胀的双手。
船长韩强向船主张德昌的求救成了大伙唯一的希望。劫持者极力促成此事，他们用捻钱和返航的手势告诉人质：交了赎金的那艘山东渔船已经回家了。
20日下午，遭受了13天非人折磨的船员们终于等来了自由和重生。劫持者似乎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翻译转述船上一名最高长官的训示：遇到我，你们只能自认倒霉！
起航，回家。
“帮艇费”：黄海捕捞“潜规则”
孙财辉、张德昌两位大连船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的渔船于几年前从丹东购入，平日出海作业返航后虽然停靠在大连，船籍却仍在丹东。
劫持事件发生后，朝鲜方面指定的赎金交易人、电话号码及交易地点均在丹东境内，引发了媒体关于此次事件是由朝鲜不法军人与丹东黑恶势力联合作案的猜测和分析。时代周报记者在丹东采访期间，亦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这就是流传于一些网站论坛的“帮艇费”帖子中的内容。
在一些丹东人看来，类似的扣船索要赎金事件，在当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地一些老渔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所谓的“帮艇费”，就是中国渔船通过中方人士帮忙介绍，到朝鲜海域捕鱼而交纳的一笔费用。早期曾出现过以实物—如在朝方紧俏的电视、冰箱、自行车等物资—支付的形式；近年来则基本以货币结算，由中方人员在岸上收取后，再与朝方进行分成。
收取“帮艇费”的并非中国官方机构，而是临海岸上的个别势力庞大的社会组织，其与朝方利益集团关系密切，高层之间交情甚笃。
“帮艇费”的出现，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确切地说，是中国黄海海域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的结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对海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海洋捕捞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但过度开发也使中国的海洋资源频临枯竭的危险，捕捞量骤减，部分海域实行的“休渔期”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黄海海域，渔民的作业重心开始逐渐东移，往尚未完全开发的朝鲜海域靠近。“帮艇费”应运而生。
“帮艇费”的数额，往往视渔船的马力、作业区域、捕捞量等因素收取，近年来则随着物价的上涨不断升高。“一般的，一条船一个月要十来万。”在丹东的大连渔港，渔民陈建树告诉本报记者。停靠在此处的以铁皮船居多，马力至少都在一百多。
交纳了“帮艇费”的渔船，会领到一块印有朝鲜文字的蓝色牌子，船只进入朝鲜海域后，只要挂上该牌照，就可以通行无阻。捕完鱼后，牌子收回，下次再出海，重新交钱领取。而没有牌子的中国渔船在朝方海域作业，一旦被逮住，下场都很惨。“抓住就打，然后让你交罚款，”船员张兵说，“比如说一条船值10万，他让你交7万或者8万，你说你交不交？”
据称，在丹东地区，以前曾发生过多起因当地渔船在朝鲜海域捕鱼未交纳“帮艇费”，船只被扣、船员惨遭毒打的事件。此后，大家都老实了，出门交钱，买个平安。在那片苍茫辽阔的海洋上，同样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帮会在主持“公道”，谁坏了规矩，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除了“帮艇费”，当地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一些黑道大哥在中国海域划分势力范围，每年投下一定数量的鱼苗和虾苗，然后向前来作业的渔船收取捕捞费，“一年收个二三十万吧”。这种在当地俗称为“包海”的做法，很像时下都市人流行的去乡下鱼塘钓鱼，农民收取垂钓费。
至于付费者的收获，完全凭运气，可能满载而归，也可能血本全无。对此，“大哥可管不着”。而在这一海域捕捞的渔船，一旦踩过了界，闯入大哥的地盘，同样会遭遇重罚。
虽然孙财辉等船主一再坚称，他们的渔船是在中国海域捕鱼时被朝鲜武装人员越境抓捕，但在丹东当地，一些熟谙内情的人更愿意将此次劫持事件与“帮艇费”联系起来—这些外地人因为不懂规矩而吃了暗亏。
也有分析认为，此次劫持亦可能是朝方不法军人贪得无厌，铤而走险到中国海域抓人，进行敲诈勒索。
被过度开发的渔业资源
5月20日，丹东二道沟子码头，房屋外墙上，当地新城街道挂出的警示横幅在海风中猎猎飞舞：严禁非法越界捕捞，防止引发涉外事件。
码头旁，通过一块木板搭成的传送带，几名搬运工正在将一箱箱矿泉水、白酒、苹果等物品往一艘准备出海的铁皮渔船上输送。“都是好东西啊！”一名搬运工笑着冲时代周报记者说，他继而解释，这些物品并非船员们的生活用品，“是给高丽(注：朝鲜)人的，要打好关系，他们那边海里的东西多。”
在丹东东港市的一些渔港，每天上午，成箱的梭边鱼、贝类、螃蟹等海产品被从渔船上搬下来，现场打包装箱，送往当地的冷冻加工厂或酒楼食肆。一些渔民直言不讳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都是从朝鲜那边打过来的。
这些海产品，部分为中国渔船自行捕捞所获，还有的是与朝鲜方面通过实物或货币交换所得。“拿东西换，比如电视机、自行车、农药喷雾器什么的，他们那边啥都缺。”在大连渔港，船工杜连财介绍说，“也可以给钱，但他们一般不要人民币，只认美元。”
与码头上热闹繁忙的搬运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口内大片闲置的渔船。虽然距当地规定的休渔期到来还有10天左右，但一些渔民已经不打算再出海，忙着收网回家。
在老渔民李明起的印象中，也不过就是最近一二十年，丹东的渔船数量开始暴增，成千上万的渔民在有限的海洋上奋力抢食。僧多粥少，难免清汤寡水。“船太多了，俺们这边基本上捞不到东西，都跑朝鲜那块去了。”他显得有些失落。
物价的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给本就不太光明的捕捞前景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成本太高了，(柴)油价太贵，8块多一升。”老李抱怨道，“可能出去一趟要花10万，但打回来的鱼只能卖8万，亏本。”入不敷出的现实让相当一部分渔民放弃了出海，仅在大连渔港，上千条渔船中就有近1/3处于闲置状态。“只能干半年，上半年歇着，下半年干活。”他说。
部分渔民开始转型上岸。但种地也不赚钱，化肥、农药太贵，只能外出打工，卖苦力。
来自国家海洋部门的统计数字称，近年来中国的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占到了整个GDP的10%，海洋产业增加值则占GDP的4%。仅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1%，全年新创造就业岗位达70万个。辉煌的数据背后，是海洋资源尤其是近岸被过度开发的尴尬现实。
前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就曾表示，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重近岸开发，轻深远海域利用；重资源开发，轻海洋生态效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谋划的“三重”与“三轻”矛盾比较严重等诸多问题。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洪滨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近年来由于中国过度捕捞，近海渔业资源频临枯竭，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渔民越境作业，已经发生了多起中国渔船在韩国、朝鲜、帕劳(太平洋岛国)等邻国海域被扣事件。而随着各国对海洋资源的重视，以及海洋法规、公约的不断完善，类似的争端和摩擦今后可能还将不断上演。
对于中国传统的近海养殖和远洋捕捞方式，刘洪滨同样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而从长远来看，扩大海洋牧场、恢复资源、增值放流或将是保护海洋资源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在改善渔业资源大环境的同时，也要压缩捕捞量，让部分渔民转行，由捕捞业向养殖业、由渔业向旅游业发展。”这位专家献策说。
